启风/文
(资料图)
李白的确切生卒年，至今是一个悬案。他生于武则天统治末期或唐中宗复位之初，可究竟是圣历二年（699年）、长安元年（701年），还是神龙元年（705年）或二年（706年），没有定论；卒年也有宝应元年（762年）、广德元年（763年）、大历二年（767年）等多种说法，莫衷一是。
好在今天要说的只是李白的35岁，暂且不用管他的卒年。至于生年，我们就选一个最常见，也最被认可的时间——长安元年（701年）。这一说法最重要的证据是李白757年所写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，他在文中自称“年五十有七”，掐指往回一推算，很容易得出701年出生的结论。如果确信此说，那李白35岁当在735年，对应农历就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十一月。
这一年，中国正处于所谓“开元盛世”之下，李白眼前还是一片四海升平的景象。
放空：餐霞楼上思寻仙
李白15岁起学习神仙方术，成年后遍访名山大川，结交了不少帝师级的著名道士。首先是司马承祯，他身为道教茅山宗第四代宗师，先后蒙武则天、唐睿宗、唐玄宗召见，在道教内地位崇高，李白于江陵初见其人，就被他称赞“有仙风道骨”。其次是吴筠，司马承祯的师侄，他深受唐玄宗器重，李白与之颇有来往。第三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胡紫阳，李白在他那里迈过了35岁门槛。
图：不知何人所绘的司马承祯
在随州仙城山（今名现光山），李白与胡紫阳相识，并同其弟子元丹丘结下一生友谊。李白给元丹丘写过13篇诗文，另外在4篇诗文里提及他，说元丹丘是李白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为过。李、元二人多次结伴同游，开元二十二年他们又往随州拜望胡紫阳。这一次，李白还带来了在洛阳结交的新朋友元演。元演出身官宦之家，财力雄厚，然而无意仕途，一心学道，与李白一见如故。
在餐霞楼上，胡紫阳给李白等三人开了小灶，秘传修仙之法。所谓“餐霞楼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拿朝霞当饭吃的地方，一个人如果能靠吃朝霞为生，自然就离羽化登仙不远了。在这里，胡紫阳由道家永恒的“混元”话题谈起，从宇宙之始、天地初开，一步步深入主题，为他们传授“金书玉诀”。李白没有说自己在这堂私家大课上学到了什么，推测一下，大约就是腾云驾雾、辟谷养生之类的神仙道术吧。以师承来看，李白可以算是胡紫阳的俗家弟子，列名在司马承祯的门墙之内。
课程之外，李白与胡紫阳、元丹丘说到了仙城山的壮丽，一旁的元演越听越向往，当即表示要上山寻访仙人。不久，他们在餐霞楼摆下酒宴，请来随州地方官一起为元演送行。
宴席上，仙乐奏响，歌女起舞，师徒间、朋友间、偶像和粉丝间，大家频频举杯，很快就醉倒在地，李白更是直接躺在了随州地方官的大腿上。乘着酒兴，李白写下《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》，坦言自己很想与元演一起寻仙问道，可惜现在还放不下出仕的欲望。
提及仕途，李白大约会想起这年早些时候在荆州的遭遇。他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礼贤下士，喜欢提拔年轻学子，于是专程递上一篇《与韩荆州书》，力陈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。这一次干谒的结果，与几年前写的《上安州李长史书》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一样，渺无回音。
所谓干谒，就是通过朝中达官贵人的举荐当官。唐朝虽然实行科举取士，但录取人数很少。开元年间，全国每年仅录取100人左右，其中进士科占1/4，明经科占3/4。同时，荐举也是合法的，没有背景的读书人们，为了尽快平步青云，争先恐后地走门路、求赏识，李白不过其中的一个。
躺平：客居北都任逍遥
在随州与元丹丘、元演分手后，李白回到安陆。安陆位于湖北的东北部，李白27岁时，在这里入赘前宰相许圉师家。许圉师在唐高宗时期位高权重，但没留下什么事迹和影响，算不上名臣，要不是有一位成为大诗人的孙女婿，可能早已不为人知。李白从许家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支持，让他可以较为从容地漫游四方。许氏为李白生下一儿一女，分别取名伯禽、平阳。
开元二十三年春，李白归家与妻儿团聚。李白与许氏虽然聚少离多，但感情很好，给妻子写过不少诗。其中有一首《赠内》——
“三百六十日，日日醉如泥。虽为李白妇，何异太常妻？”
这里所谓“太常”，指的是东汉人周泽。他任太常时常在斋宫值班，有一次生病了，妻子关心他，就到斋宫看望，反被周泽以擅入斋宫的名义，关进了大牢。李白诗中化用周泽的典故，既是对自己饮酒无度的自嘲，也是对妻子心怀歉疚的一种表现，轻松俏皮，足见夫妻和睦。
李白在安陆陪伴妻子几个月后，收到了元演的来信。这时，元演已经游览了仙城山，计划到太原探望父亲，邀请李白同往。于是，李白与妻儿道别，再一次启程北上。李白与元演先在洛阳会面，他们“五月相呼渡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”，一路边玩边走，大约在夏初左右抵达太原。
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，重要性仅次于长安、洛阳，号为“北都”。北都留守是此地最高军政长官，他作为皇帝的代理人，通常兼任太原尹、河东节度使等职，肩负防御突厥入侵的使命。
在后来所写的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中，李白称元演的父亲“作尹并州遏戎虏”，似乎时任太原尹。可是，遍查传世文献，在开元年间，无论北都留守，还是太原尹都没有一位姓元。如果李白没有写错，也没有替好友父亲吹牛的话，那元父当的或许是太原少尹，即太原尹的副手。
图：南宋人梁楷所绘《太白行吟图》 （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）
元家父子非常慷慨，让李白受到了最盛情的款待。在元府，美食与美酒供应不断，李白每天都能纵酒狂歌，以至发出“使我醉饱无归心”的感叹。酒醒之后，李白与元演要么结伴游览晋祠，追思古人；要么乘舟出行，欣赏美景。兴起之时，他们更是携歌伎、舞女同游。这一切正是——
“时时出向城西曲，晋祠流水如碧玉。浮舟弄水箫鼓鸣，微波龙鳞莎草绿。兴来携妓恣经过，其若杨花似雪何。红妆欲醉宜斜日，百尺清潭写翠娥。翠娥婵娟初月辉，美人更唱舞罗衣。清风吹歌入空去，歌曲自绕行云飞”。
这种潇洒从容的躺平经历，在李白一生中也不多见，因此时隔多年后依旧无比怀念。
人脉：未曾搭救郭子仪
按照流传的说法，李白在太原做了一件拯救大唐的事——帮助犯罪的郭子仪重获自由。后来郭子仪投桃报李，在李白因附从永王谋反被问罪时，也伸出了援手。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晚唐人裴敬的《翰林学士李公墓碑》，他在会昌三年（843年）前往当涂拜祭李白，写下这篇文章。
裴敬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个故事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反正到了北宋时，宋祁、欧阳修等编《新唐书》，把李、郭互救的事言之凿凿地收录到了《李白传》里，使之成为所谓“正史”的一部分：
“初，白游并州见郭子仪，奇之。子仪尝犯法，白为救免。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，有诏长流夜郎。”
整个故事都没有一丝细节，李白在太原怎么见到的郭子仪？郭子仪犯了什么法？李白又是找谁求的情？李白获罪后，郭子仪在何时何地要拿官位给李白赎罪？这些都没有交代。
从情理上说，李白当时在太原高官府上做客，郭子仪要是一个犯法的士兵，想救一下确实不难，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。问题是，郭子仪出身高贵——郭家累世为官，在北魏、西魏、隋朝出过不少太守、刺史、太仆、卫尉等，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也很早就出来做官，官至刺史；夫人家世不错——妻子王氏的高祖王长谐是大唐的开国功臣，父亲王守一做过王府的幕僚；自身仕途更是平稳——中武举后，没有当过一天大头兵，就出任从九品下的小武官，到开元二十三年已经做到北庭副都护或安西副都护，是为正四品上的方面大员了，不是一个白丁诗人所能施救的。
再说，郭子仪在开元年间，没有于太原任职的经历，李白想去结识郭子仪，也没有机会。如果李白救过郭子仪，或者他曾被郭子仪救过，以李白的性格，不可能不在任何一首诗中炫耀。
图：郭子仪（见于清人上官周所绘《晩笑堂竹庄画传》）
在西方也有一个和李、郭互救非常像的故事，发生在弗莱明和丘吉尔之间。说是在19世纪末的苏格兰乡村，一对农民父子救了一个掉入粪池的孩子，孩子的父亲为报答他们，将农民的儿子带往伦敦上学，这个被救的孩子名叫丘吉尔，后来当上英国首相；农民的儿子是弗莱明，成为生物学家。二战时期，丘吉尔在非洲患上肺炎，弗莱明带着自己发现的青霉素，再次救了丘吉尔。
故事很感人，可惜完全是编出来的。首先，丘吉尔父子、弗莱明父子的年龄对不上，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在故事中那个时间段相遇；其次，丘吉尔患上肺炎后，是被莫兰男爵用磺胺类药物百浪多息治愈的；第三，丘吉尔在1946年时明确声明过，以上他和弗莱明的故事纯属虚构。
无论东西方，编这样的故事其实都是为了宣扬“教化”，所谓积善成德，好人有好报。不过后人给李白编这个故事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，比如认为李白一生太过平淡、无趣了，与诗篇中给人留下的潇洒印象截然不同，于是人为地给他加一些“料”。李、郭互救是“料”，铁杵磨针、高力士脱靴、醉草吓蛮书、捞月溺死也都是“料”，它们尽数属于靠不住的小说家之言，万勿当真。
内卷：仕途路上竞争多
在太原，李白没有遇到未来的大唐救星，可也结交了一些其他朋友。
李舒是其中之一，他时任太原下属某县主簿，官阶正九品上，负责核查往来文书，协助县令审理案件，以及在州试、府试中充当考官等。郁贤皓评注《李白全集》，推测这位主簿和宰相李道广之孙李舒为同一人，后来官至工部郎中。李白称李舒为“从兄”，不排除有一定攀附的意思。
李白客居期间虽然不忘经营各种人脉，但还是没能抓住一个好机会。这一年，唐玄宗下诏，命五品以上官员，及地方刺史各推荐一名“有霸王之略、学究天人之际，及堪将帅牧宰者”，即有胆略、有学问，能充当宰相、将帅的人，到帝都长安参加“制举”——为特殊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。
李白没有得到元演父亲或其他官员推荐，而他在太原的几位朋友，包括阳曲县王县丞、贾县尉，以及石艾县尹县尉，都被幸运地选中赴京。
或许由于主簿的职责包括选拔人才，或许只是单纯地出于友谊，李舒在南栅设宴给王、贾、尹三位送行，并请李白作陪。在筵席上，李白写下了《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》，这里“赞公”、“少公”分别是唐人对县丞、县尉的尊称，而非三人的名字。
那一天，他们吃的很丰盛。按照李白文中的说法，美味佳肴五光十色，看上去像霞光一样炫目；大家频频举起插着羽毛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走出包厢，凭栏远眺，只见汾河水像镜子一样明亮，映照得北都神气非凡；群山如屏风般排列，绵延直至塞外。不久，日沉西方，月亮从海面上缓缓升起，李白等人面对如此美景，暂时忘记了对前途未卜的焦虑。
为了鼓励朋友，李白不吝溢美之词。他说，王赞公乃“神仙之胄”，对于千古兴衰、万事之理，无所不知；贾少公擅长写文章，就像笔海中的大鳌、辞场里的猛虎；尹少公更不得了，身具治理国家的宰相之才，既可以舌战群儒，也能挥舞宝剑。李白相信，以他们三人的才华，一定可以在帝都闯出一片天地。他说，“剑有隐而气冲七星，珠虽潜而光照万壑”——宝剑即使被深埋起来，它的剑气还是会冲向九霄；明珠潜藏在海底，其光芒一样可以照亮群山。李白说这句话显然不只是鼓励王赞公、贾少公和尹少公，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，憧憬着宝剑出鞘、明珠出世那一天。
三人到长安后，应该没有富贵，也没有发达，毕竟他们连名字，以及任何一篇诗文都没有留下。参加这一年制举的还有一位名人，那就是曾写下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名句的高适，他同样是乘兴而去、无功而返。无论是那三个平常无奇（当然不是李白吹得那么才华横溢）的基层小官，还是这位后来飞黄腾达的大诗人，都是李白仕途上的竞争对手。
图：相传为李白所写的《上阳台帖》
唐朝读书人入仕的另两条道路，“内卷”程度同样惊人。我们上面说了唐朝科举录取人数很少，这里得多补充一句，那时每年应考的人并不少。唐玄宗时期，每年有1000—1500人进京赶考，考中进士或明经的几率不过6%—10%，与现在985、211院校的高考录取率大致相当。
李白一生都没有参加科举，有人说他是不屑参加，不愿一步步逐级升迁；也有人说他由于出身问题，户籍信息不全，或者出身商人、宗室之家，被禁止参加。反正李白不会是觉得太难而拒绝，因为他执着的干谒之路竞争更激烈。我们从语文书上知道的那些诗人，初唐的王勃、卢照邻，盛唐的高适、杜甫，中唐的李贺、孟郊，晚唐的李商隐、杜牧，全部写过干谒诗、干谒文。这些人除了少数幸运者如高适，大多数郁郁不得志，以小官或布衣终老。
拒绝躺平的李白，一生都没有停止干谒。按照不同学者统计，李白留存下的干谒诗在40首左右，绝对称得上是盛唐“卷王”了。
沉淀：35岁后重新起航
在太原，李白还留下两首诗，一名《赠郭季鹰》，勉励友人与自己一定能“一击九千仞，相期凌紫氛”；一名《太原早秋》，写的是在北都无人赏识、报效无门，想要回归故里。
开元二十四年（636年）初，李白告别元氏父子，离开太原。他先是北游雁门关，随即南下洛阳，前往嵩山与元丹丘、岑勉相会，有了《将进酒》中写的“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”。
度过了在躺平与内卷中徘徊的35岁后，李白又开始游历各地，寻求机会。就这样过了六年，到天宝元年（642年），李白多年积累的人脉——不是达官显贵、不是诗人圈子，而是道教教友，终于发挥作用，他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成了唐玄宗身边的一名翰林待诏。
那么，究竟是谁推荐的李白？说法有两种，一种是说司马承祯的师侄吴筠被唐玄宗召往长安，他随之推荐了李白；另一种是说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，她身为唐玄宗的妹妹、司马承祯的弟子，的确也有推荐的能力和动机。李白有幸获得唐玄宗垂青，除自身诗名外，其道教信仰显然也是重要因素。
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司马承祯这位对李白思想、仕途都有莫大影响的人，就是在李白35岁，即开元二十三年去世的。
本文原刊于《同舟共进》2022年第8期，题为《李白的35岁》，署名杨津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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